【考据】部分魏晋南北朝相关书籍评价\推荐(附入圈以来所做部分三国相关考据）

一千二还差那么一两百威望，实在等不及了23333，正好用今年年末刚总结出来的书单来骗一发威望吧（不是）
以下所列基本都是和魏晋南北朝史有关或部分有关的书籍（部分宋明相关的就不列出来了），也都是17年一整年刷过的相关书籍。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唐长孺著
这本书确切来说不是今年才开始看的，大一上学期就看过一次，但当时因为史学基础有限，基本处于有看没有懂的状态，真正认认真真的划笔记还是最近。
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更类似于唐长孺的魏晋相关论文合集，所以整体要点比较零碎（但比后面要说到的邓广铭的要好很多），里面有譬如《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九品中正制度试释》和《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之类相对易懂的论文，但也有像《杂胡考》那种让我看的感觉自己是个智障的考证。
个人建议如果魏晋史基础相对薄弱的初学者，可以有选择的挑选其中部分文章进行阅读，唐长孺的考证以严谨绵密著称，几乎无破绽疏漏之处，值得一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唐长孺著
这本拾遗应该和上面那本论丛对照着看，仍旧是论文集的模式，算作论丛的部分补充。
此外，如果只想了解三国这一时期的内容，建议阅读《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以及《士族的形成与升降》这几篇。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唐长孺著
这是我最推崇的一本唐长孺的著作，当初为了看完这本书一直在图书馆待到晚上近十点，读完之后只觉得酣畅淋漓。
这本三论不仅体系结构严密，整体性很强，不至于像前面两本知识点跳跃度太大，很难理出来一个完整的框架。整本书从汉代一直写到隋唐，逻辑严谨层层推进，更是首次从南北户口、土地制度、兵制、商品经济、学风等各方面阐释并完善了由陈寅恪提出的南朝化的理论，使其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即是唐朝在发展的过程中，诸多领域都出现了继承自南朝的元素，而非传统史论以为的北朝。私以为唐长孺就算仅凭这一本书，也当的起“义宁之后，我公当仁称祭酒”的赞誉了。
其实如果把这本书和后面要说到的《东晋门阀政治》放在一起读，也很有意思，田余庆以为南北分立，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而唐长孺则认为北朝“是一段插入的、非必然的过程”，这种史学观点的碰撞比起平铺直叙，更加发人深省。

《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著
这本书也是往年便看过，但直到今年才算得上是仔细看了。
田余庆的书相较与旁人，更算得上是深入浅出，譬如我一直觉得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探微》，就算给初学者看，也大多能看的懂，而不同于探微的分篇论证，这本《门阀政治》通篇只写东晋，考证史料信手拈来，情节波云诡谲，文笔大开大阖，纵然是当做小说和故事看，也丝毫不觉枯燥。颇有些类似于唐长孺的《三论》，一个丝丝入扣剖析脉络，其严谨令人难寻错处，一个如恣意汪洋浩浩荡荡，气魄宏大考证精微。
此外，此书中田余庆考证龙亢桓氏先祖为曹魏时的桓范，不得不让人惊叹其推理猜测的大胆，虽然脑洞太大难免遭人商榷，譬如《探微》里的论轮台诏一篇，却也给后辈提供了更多可行的思路。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阎步克著
这也是我爱不释手，很喜欢翻来覆去刷的一本书。
其实我很喜欢那种系统性和完整性相对来说强一些的论著，论文对我而言更类似于一种补缀，因此这本书也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从甲骨文与金文上“士”“王”同源，比钺，一直写到先秦刀笔吏与儒生殊途，再到王莽新政后，儒法结合，最后形成相对完整的士大夫群体的整个过程。
这其中所牵涉到的西周时集“亲统”“道统”“政统”于一身的贵族士大夫，秦代所出现的社会职能充分分化的儒生与文吏，教化与政治分离，以及汉初所需无为而治的长者，王莽新朝则是儒生发展到了顶点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最终到东汉儒法合流，而在汉初昙花一现的“长者”则由于其难以适应国家机器的运转与发展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至此士大夫政治演生的历程才基本结束。
这本书对于读者的要求也不算特别高，固然由于是偏向于制度方面，相对枯燥了些，可只要开头能看的进去，也会觉得趣味盎然。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万绳楠整理
想了解魏晋南北朝史，不能不看陈寅恪，固然陈寅恪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诸如魏晋的兴亡递嬗，实则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豪族的胜败问题，如今看来已不够严谨和准确，但这些观点本身，就是魏晋史绕不开的论题。
魏晋时期的史料相对后世本就有限，难得的是陈寅恪能从晋书与地方志中勾缺发微，利用其特有的阶级分析与集团分析方法，勾勒出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轮廓，借此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整理出清晰的线索，形成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论断，闻名后世的“关陇集团”理念就是这样产生的。
虽然说复杂的历史情况不能仅以政治集团说一言蔽之，但这个方法对于梳理政治脉络与历史走向，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田余庆的《孙吴的建国道路》、《蜀史四题》等都与其一脉相承，其开创之功不能不令人叹服。
（其实我一直觉得以坞堡论桃花源的现实原型居然有迷之小清新感233333）

《魏晋南北朝史》 何兹全著
这本书我是冲着何兹全的名头买的，而事实证明这本书更适合用作教科书的入门，而非进阶，无论是排版还是论述都让我想起了高中的历史书，简而言之，初学者可用之了解概况，但若想有所增益，便实在是看的索然无味了。

《南明史》 顾诚著
这套书分上下两本，虽然是简史，也即是按照时间顺序概括，但读罢却令人掩卷，悲从中来。
南明这个朝代本就类似南宋，却又比南宋更为颓唐，顾诚写这本书更是代入了极为强烈的个人情绪，其文字中的愤恨悲凉几乎要溢出纸张来，然而史学家终究是史学家，纵然心情澎湃难以自抑，却仍旧是字字有典句句有实，断不会妄下论断，这一点从书后引的数张纸的文献参考中便能窥探的出了。而当我花了两天读完此书以后，除了叹一声残山剩水的余戚，竟也只能默然以对。
除却对于那段历史的深切追叙述之外，书中还有一段话给我印象颇深，“历史必然性不是上帝的代名词，它只能通过人们主动的历史实践来开辟行进的道路。如果说有历史必然，那也只有一个，就是社会要发展进步，期间穿插着迂回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更迭则大致是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将立成事实当做历史必然了。”这个观点不止于南明，皆能适用。
（这本书其实和魏晋无关，但最后一段话我觉得值得诸位一览，就原封不动放上来了。）

《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 曹文柱著
这本书相对于前面那些魏晋史学大家的煌煌巨著，未免显得有些失色，部分论点难以逃脱前人的窠臼中去，但也有不少亮点值得一观。
开篇的《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切入点极好，文笔流畅考证详实，论证了从百越之地恃勇好斗转向东晋南朝风气浮华的原因——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族南迁，南人皆慕北人风气所导致的。
后面的《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和《东晋南朝时期“土断”问题》等篇，也理出了整体连贯的线索，层层推理得出结论，未必有惊世之论，但易于爬梳脉络。至于后面的《东晋南朝时期国家户籍名籍中的各类人口》，则更倾向于工具书性质、中规中矩，无功无过了。

《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这是一本，特别单纯的，六百多页的，十六开的，四十四篇论文的合集，属于抄起来能砸死人的那种。
论文合集嘛，就是知识点仍旧很杂乱，但可能我对魏晋南北朝史稍微熟悉一点，基本也都能看的明白，最多就是在当我连着看了三篇考证道路/城墙/陵墓地理位置的论文以后觉得有点烦。
这本书的好处在于算是收集了魏晋史学界的新动态了，虽然是14年的，但也不算太过久远，此外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方面的都有文章涉猎，若能在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通览一遍，也能获取更多的细节知识。
个人觉得其中可读性较高的有《北魏的州郡兵》、《试论汉匈族群认同的变化》、《北魏后妃族属分析》、《刘宋时期门第寒微学人群体之兴起及其原因考论》、《论晋代法赙和丧仪中体现的丧制等级》以及《长沙吴简中的《叩头死罪白》文书木牍》等数篇。

《史学概论》 李隆国著
关于这个到底是划归于教科书还是历史相关书籍，我其实犹豫了一段时间，否则如果这个都能算上的话，那岂不是连朱绍侯的中国古代史都能算了233333。不过考虑到这本书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我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眼界，姑且还是算上了。
这本书由于本身就是历史专业的教科书，理论性非常强，对训诂、校勘、档案、考据等等都做了充分的解释，也包括历史研究中常常会用到的史料二分法，看完后会对于历史这个学科本身定义，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同时，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十分适合用于解释艺术形象和历史形象之差别（例如三国演义和史实）：
“历史学在培养求真精神的同时，也需要防止‘发现的真实’的弊端，我们习惯将真善美相提并论，然而，由于现实的不完美，真中固然有善和美，但也有与善和美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历史学家的专职使命，固然是求真实，但是，在传播这种真实的时候，也要意识到：真实并非生活的全部，追求真实也并非作为人的历史学家的唯一追求，还有善和美也值得关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很早就看过的书，如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十讲》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等，有空会单独写出几篇书评放上来，就不和这些放在一起了。

几年前写过的一些考据文章，也在这底下作为存档了，鉴于和上面书籍推荐不是一类，兼之字数较多，就不归并到一层了。

许攸叛逃浅析

注：以下分析均与演义无关，史料分别取材自《三国志集解》《冀州论》《资治通鉴》《后汉书》等。

    官渡之战作为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对于参战的袁曹双方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曹操若败，袁绍一统天下入主中原之势不可阻挡，袁绍若败，曹强袁弱的实力反转亦难恢复。故而随着此战结束，基本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与格局。
    此战以袁绍实力碾压为开端，但在开战的过程中，袁军向南推进并非如预料之中一帆风顺，如白马之围斩颜良，撤军之时诛文丑，皆使得袁军初战失利，此处限于篇幅，不便赘述。这些转折固然延缓了袁军的行军速度，随着七月进军阳武，八月立营官渡，迫于人数优势与粮草补给差距，在长达三月的对峙中，曹军逐渐处于劣势。
    其后曹操反败为胜，劫乌巢烧粮草大破袁军，诚然与众多因素有关，而许攸叛逃，则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许攸“少与袁绍及太祖善”，而袁绍早年在洛阳亦与其“为奔走之友”，算是极早追随袁绍的“游侠之士”，故而在袁绍入主冀州之时，其与逢纪作为袁绍元从腹心一同前往冀州。虽然许攸与逢纪皆与袁绍早年相识，委以重任，细细究来却又有不同之处。
    许攸在河北之时，曾联络陈逸曹操等人起兵废灵帝，藉此一举剿灭宦官，他与何颙为友，故袁术与袁绍不睦而“数颙三罪”时，便以“许子远凶淫之人，性行不纯”作为罪状之一，而陶丘洪则言“济难则以子远为宗”，此评价却正与荀悦所言游侠标准“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相吻合。由此可见，许攸与其说是袁绍帐下谋臣，倒不如说是与袁绍早年交好的游侠——袁绍不过比其多了个豪杰身份罢了，因此二人关系似更近乎友人而非君臣。逢纪则不然。裴注中记载：“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可见二人仅仅至于亲信之交，与奔走之友自然淡了一层，而且看逢纪在劝袁绍取冀州时的言辞，皆是以臣子角度进行劝谏与利害分析，亦可知袁绍与逢纪更类似于君臣这般上下级的关系，而谈不上平起平坐的友人。
    自袁绍接替韩馥提领冀州后，原先韩馥帐下的谋士亦纷纷投靠袁绍，甚至在入冀州之前便有谋士如荀谌，奉劝尚为其主的韩馥将冀州拱手相让。随着袁绍手下人才的离散聚拢，封赏笼络，帐下谋士逐渐按照地域分为两派：以河北地方士族为代表的河北集团和以河南（主要指颍川）外来士族为代表的河南集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许攸与逢纪皆为南阳人，按地域划分当属河南，但从史书记载的具体表现上来看，却并未与河南集团的人行动一致。许攸自入冀州后，除叛逃以外再无作为，而逢纪于官渡后，先谮死河北集团的田丰，后却为同为河北集团且素不交好的审配辩白，最后却又因审配拒绝援助而为袁谭所杀。观其行为，不曾完全依附于任一集团，因此也得不到任一集团的信任，反而成了于其间徘徊观望的投机者。综上所述，所谓河南集团，倒可直接被称为颍川集团。
    诚然，以地域为划分标准是一个并不十分严密的分类方法，我们也应当看到，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并非完全按照此种分类行事，同一集团内部有意见相左之时，如审配与沮授等人在官渡策略上的分歧，不同集团的也可因为观点相同而进行短暂性合作，如审配郭图皆谏言官渡速战，当然这种合作是暂时的，以看法同步为起点，以目的达到为终点，故而官渡过后蒋奇谮言审配而郭图亦以为然。做此划分只是因为背景相似，在考虑利益得失时，同一集团的谋士更具有大体上的普遍性和一致性，却不能以此作为观点立论的硬性标准，而要看到随着局势变化，各集团联盟为了适应环境相应做出的变动与调整。
    河北集团与河南集团，除了因本土与侨居相互抵触而导致的利益冲突之外，因为地域风土人情造就的性格差异亦不可忽视。是时冀州“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列”，这种风气在河北集团中得到了突出而集中的反映：田丰“刚而犯上”，因直谏被袁绍赐死狱中；沮授身陷曹营仍“谋还袁氏”而被杀；审配则是困守孤城半年宁死不降，这三位作为河北集团的代表人物，皆是“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虽有愚忠之嫌，亦得尽节之叹。
    再看河南集团，此处权以颍川为例，则有风气迥异。“颍川，韩都。世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这种“吏俗朋党”的传统，以及对名利的追求，在河南集团的代表人物如郭图辛评等人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郭辛为一己私利挑动兄弟反目，不可不谓“败坏冀州社稷”，同为河南人氏的逢纪则于两个集团中投机取巧，谮忠臣乱朝纲，而辛评为审配所杀，逢纪为袁谭所杀，都死于袁氏之手，曹操杀郭图亦与杀沮授审配不同，无劝降悯才之意，可见此三人如何，天下自有公论。而许攸作为河南集团中的一员，从其后经历可看出亦有追逐名利的风气的显现。
    上面所说无疑是当时袁氏帐下众谋臣的大体背景，而许攸叛逃便是发生于这背景之下。是时审配统军事留守邺城，而许攸作为谋主随袁绍出征行军，其中布军谋划或有其功劳，然许攸自入冀州便无记载尺寸之功，如今也已不可考。此事发生在在袁绍与曹操的官渡对峙的紧要关头，而关于此事，史料记载共有三种说法。
    后汉书中记载，“是时许攸进袭许之策，绍不能用”，故而“攸遂奔操”，这段史料记载，私以为大有可斟酌之处。袁绍本非虚心纳谏之人，这一点在官渡定策之时已然表现的极为明显，而许攸作为袁绍的故交，对袁绍的此种性格或者说缺陷应当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况且许攸自随袁绍以来，极少献策，或者说并无此等记载，既然如此，偶然一次献策不成，似乎还不足以构成他愤而背主的动机，何况此事非比寻常风险极大，倘若转而投曹而曹操大败——这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许攸的下场必然落不到好。或如沮授那般在逃亡之时为袁军所俘，纵然侥幸逃脱，且不论曹氏帐下会如何看他，袁绍击败曹氏入主中原，只怕终究为人所擒。无论如何思虑，许攸作为一名谋士，似乎都犯不着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献策失败而做出如此铤而走险之事。不过史料既然有记载，我们也不应当视而不见。或许的确有此事，可当做促成叛逃的原因之一，但绝非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做出此种推论，是排除了许攸有可能会有的一种想法：主公不听我言，官渡必败。故而转投曹氏。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许攸投曹之前，官渡对峙之时，袁绍布局排军固然有疏漏之处，曹操却没有有力可靠的情报支持，无法寻到薄弱地方从而一举击溃。在当时的局势看来，袁军并无颓势而曹操亦难有胜算。 而许攸投曹后，曹操信任并充分利用了他所带来的情报，才成功的劫乌巢烧粮草大破袁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许攸投曹和袁军大败构成了一定的因果关系，是许攸叛逃的因诱导了袁军大败的果，而并非袁军将败促成了许攸叛逃。若以此结论，难免有因果倒置之嫌，故私以为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
    至于“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的两种说法，倒是可以放在一处进行辩证。“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蓄聚”，审配都可“财物以万数”，许攸以职权谋利倒也并非不可想象。至于那句绍不能足，却未必是不足以供应的意思。在当时袁绍财力物力都强于曹操的情况下，倘若袁氏尚不能供应其需求，那在治下更严的曹操手下，必然更无法称心如意。联想到后面的“以许攸家不法”，似乎可以认为并非袁氏无法提供他想要的财物权力，而是袁氏，或者说袁氏帐下谋士如审配等人容不下他此等违法敛财行径，也正是因为这容不下，才导致他在紧要关头不得已投降曹操。而迫使其投降曹操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审配“收其妻子”，审配因何在许攸于前线出谋之时而做出这等举措，明面上看来好似仅仅为了维持城中法纪，但事实上审配本人也并不是个恪守律法之人。“藏匿罪人，为逋逃主”的事他自己都曾干过，更不论区区不法，并不是容不下的事，因此此事从维持法纪的角度来看是说不通的。
    既然如此，不免又要讲到贯穿整个袁氏集团兴衰存亡的派系斗争，先前就曾说过，许攸从地域划分来说属于河南集团，也是跟着袁绍入主冀州的旧人，未必与原本在韩馥手下的汝颍集团极为紧密的合为一派，但迫于身份原因，受到河北集团的猜忌和不信任也是在所难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早跟随袁绍的河南谋士一直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位置，他们无法和早在韩馥时期就已然自成一派的汝颍谋士完全融合，也因为利益目的不同无法得到河北当地士族的信任与支持。能者如逢纪，斡旋于二者之间，而许攸家人被收这件事，则更似成了此种状况的牺牲品。
    此事的具体经过，因其内幕之深厚，牵涉之深远，以及现有资料之匮乏，无法做更加深入的探讨，甚至可以说，这件事即便在当时来看，也必然不为世人所知其中底细。然而在不违逆现有事实的前提下，也可做一些合理的猜想及假设。经过之前的推论，我们已经基本可以得出此事的发生并非偶然因素，而是由人为造成的必然因素。既然如此，此事发生的时间亦有深意值得思考。许攸家人不法，或者许攸以职权敛财之事，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功，若河北集团想以此作为打击河南集团的把柄，因何一直要留到官渡之时才将这把柄翻出进行使用？说到此处，就必须要分析河北集团在官渡之前的局势和变动了。
    官渡之前定策之时，河北集团的田丰和沮授因为反对速战而为袁绍所不信任，此时郭图又进谗言，使得袁绍对沮授疑心大起，分了沮授手中的兵权。说到此处，我们可以发现袁绍手下主要谋士与曹操手下主要谋士不太相同的一点，袁绍手下主要谋臣如沮授审配郭图逢纪等都兼掌兵权，本身的职务除了身为谋士的出谋划策之外，似亦有几分将领的功能。而曹操手下如荀彧荀攸郭嘉程昱等人，除程昱有领军之能外，其余似乎都更善于文而非武，便是荀彧守鄄城，碰到城中喧哗谋反之事，也不得不借助夏侯惇方可平定叛乱，比起审配守邺城之时，独自连平城中两场叛乱，领兵与袁尚里应外合，乃至城破之时仍战于城中，不同之处显而易见。而沮授被分兵之后，再加上田丰因为犯言直谏被袁绍下狱，一时间除了支持速战的审配不曾被波及到之外，河北集团势力被大幅度削弱。而审配虽然因为意见相同与河南集团暂时结为了联盟，但因为两者自身环境背景不同而导致的家族利益与目的的难以一致与调和，这种联盟是极为短暂而不稳定的。正在此时，袁绍带兵离开邺城而审配被给予留守邺城稳定后方的重任，有了这样一份权力，审配才得以能够“收系许攸家人”而不需顾及袁绍的阻拦，更何况袁绍远在前方，所有事实的真相只能依靠审配从邺城传来的一面之词，无法辨明真伪，审配也知因为官渡定策正遂袁绍心愿，郭图等人已然为袁绍信任一时难以铲除，故而选择了一直并无尺寸之功的许攸进行削弱。自然，这只是我的一点猜测与推断，并无直接证据可以进行验证。
    事实上，许攸若因审配行为意识到了危机而欲逃避，并非非袁绍便得去投曹的局面，除了袁绍曹操之外，尚有众多势力可去投奔，并没有必要一定去投奔一个行将失败的势力。然而许攸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除去曹军因与袁军对峙而距离较近方便潜逃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倘若他不投曹，在当时的局势来看，曹军败数多过胜算，一旦曹军败而袁氏独大，谁敢收留一个背叛袁氏之人？放到事实上来看，只怕如同后来曹操剿灭袁熙袁尚一样，不需亲自，公孙康便送上二袁的人头来讨好曹操。而许攸选择投曹，说明他所面临的危局值得他去担这样的风险来躲避，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私以为，只怕他心中已然十拿九稳，倘若自己投曹，有极大的可能可以帮助曹操打赢袁绍。他若没有这样的把握，不会甘愿冒着亡命的风险投曹。
    而从他投曹过后对于曹军的贡献和结果可以看出来，他带过去的未必是什么奇谋妙策，他最大的作用其实是因为他为袁绍谋主而掌握的袁军情报，藏粮的位置，军队的部署等等。这些情报的出现，对于虽有一击之力却无法知己知彼乃至寻不到薄弱下手之处的曹军不可不谓重要。而许攸投曹之后，已将袁绍得罪，倘若曹操大败，世间再难有其立足之地，如此一来已将自己的利益与曹军的利益牢牢的绑在了一起。因此更是竭尽自己所知所能帮助曹军打败袁绍。曹操深知许攸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许攸在曹操的眼里，就是一个移动的情报站，因此对于乌巢劫粮的部署，再多部将反对，哪怕是冒了奇险，也一定要去做，一部分自然是到了那种局势背水一战不得已而为之，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许攸的情报给了他一定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告诉他此战胜利的合理性。袁军面对着内部情报大面积泄露和敌方临死反扑的局面，如何能抵挡得住？而且世人都道乌巢劫粮是曹操铤而走险最终成功，我倒以为袁绍不分兵救乌巢而是集齐全部兵力攻打曹军大营亦是想冒一次险，因为曹操劫粮之事皆是速战速决，人马来回传递消息，等袁绍知道此事时只怕乌巢早已被烧，抑或已然来不及去救，后路一断，这与曹操当初状况何其接近！若是立刻撤军，曹军必然趁胜追击，何况粮草烧毁军心大乱，坚守原地也是不能，横竖都是大败，倒不如集齐全部兵力打一次曹营，万一曹操携主力劫粮而曹营空虚，反败为胜也未可知。而之所以曹操冒险成功而袁绍冒险失败，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曹操掌握了袁绍的情报，有了情报的支持，冒险便有了合理性，而袁绍对于曹操部署并不知晓，孤注一掷之事，不成也在常理之中。
    正是因为许攸在官渡之战中所充当的功能并非出谋划策而是提供情报，这也导致他的价值在官渡之战过后便难有大的用处发展，情报随着时间和战局的变化而失去意义，想来曹操不会忘记许攸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如何在阵前背叛与之交情深厚的袁绍而转而投奔自己的。许攸与袁绍早年相识，其交情比之其与曹操，有过之而不及，许攸能做出这样的事，谁又能保证他在自己的利益收到损害的时候，不会再做一次，将自己的主公推入火坑呢？何况许攸性贪财，曹操本就是个以法治国的人，如何能容忍的下这样一个人，而若容忍不下，为其走脱，那么官渡之时发生在袁绍身上的事便会在他身上再发生一遍。而且从前面的分析已然可以看出，许攸未必是个智谋超群之人，至少在袁绍帐下众多谋士中绝对谈不上出类拔萃，既然如此，曹操谋士数量虽比不上袁绍，却也是可有可无。故而许攸最后落得个“以恃旧不虔见诛”的下场也是可以想见。如此结局固然可悲，为一己私利反复投主却也可恨，也算得上是“善恶终有报”了。

后面三篇考据字数相对较少，就合并在一起了233333

（审配）矫诏奉尚辨析

     公元202年夏，袁绍逝世，不得不说，袁绍的死是袁氏军阀集团命运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以袁绍为统领而掌控的政权自此瓦解，可以说是处于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
     正是在此时，出现一个有号召力有能力的领导人极为重要，但袁绍逝世之前并没有指定由谁来继承这份家业，而事实上，早在袁绍死之前，他的几个儿子就已经因为争位之事拉帮结派，撇开不曾在此方面被提及的袁熙和袁买不谈，长子袁谭与三子袁尚的斗争最为激烈，并且也不可避免的在袁绍死后从暗斗演变成了明夺。
     然任何争斗都建立在实力仿佛的情况下，否则谈不上争斗，只是单方面的碾压，那为何袁谭与袁尚有相仿的实力？袁谭身为袁绍嫡长子，从嫡长子继承制来看自然是最具有继承的资格，但“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而未显”，既然袁绍早有此意，也一直在为袁尚的继位排除障碍，最明显的就是袁绍将袁谭过继给了早已被董卓杀了的兄长袁基。
     裴注中审配与袁谭书有言“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嫡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海内远近，谁不备闻？”由此可见，袁绍通过过继的手法已然将袁谭排除在了继承者之外——毕竟从礼法上说，过继之后，袁谭已然算不上是袁绍之子，这一点从“谓先公为叔父”也可看出，如此一来就更不可希图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家业。
     而除去这种举措，袁绍在击破公孙瓒之后，“出长子谭为青州”，虽明面上的解释是“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但事实上除了袁谭去青州之外，只记载了中子熙领幽州，而甥高干领并州，若说袁买不曾被封出去是因为年岁尚幼，那袁尚于此不被提及只怕就不能以此来解释。将袁尚留于身边，不仅是宠爱的体现，更是有意培养其继位的举措。故而沮授在得知此事之后会断言“必为祸始。”胡三省亦点校道“谭尚之争，沮授故知之矣。”
     看似袁绍已然为袁尚的继位铺平了道路，不知为何在临死时不曾明言让袁尚继嗣——但此处尚存疑一处，姑且认为袁绍未曾发话。而审配矫诏奉立袁尚，此处有两处史料原文可做参考。三国志中言道“缘绍素意，乃奉尚代绍位”，而范晔的后汉书中则说“配等矫诏遗命，奉尚为嗣”。前处说是按照袁绍向来的意思，如此看来，算不得违背袁绍本意，而后处的矫诏二字，如今观之多以为强行改变违逆原意，实则大可斟酌。
     矫诏的意思有两种，一为假托或假传的皇帝诏书，二则篡改皇帝的诏令。但事实上，经过先前的分析，袁绍早有立袁尚的心思，且袁谭已被过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提上继位的名单，袁熙素来不显山露水，因此私下以为这矫诏二字多半是取第一种意思。扶袁绍早已属意的袁尚继位，为了安定和统一原本就分崩离析的各股势力而假托遗命，让袁绍生前可以平衡统领各方势力的威望死后再发挥一次，亦是无甚大碍。
     再说先时的存疑，关于袁绍死时到底有没有明确表态让袁尚继位，我觉得是极有可能表态了的。在这种所有准备都已然做好的情况下，他完全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可能改变想法。虽说常评袁绍为好谋少决之人，当然此处亦值得探讨。而于立嗣一事却从未有过反覆之意。既然始终想让袁尚继位，自然更不会在临终时吝于只言片语。所谓矫诏一事，与其说是引发二袁斗争的开端，倒不如说是袁谭一方为了维护起兵夺位正义性所打出的欺骗世人的幌子。
     有可能袁谭在袁绍初丧的时候不曾动过夺位的念头，或者说他清楚自己并不具备夺位的名分与资格，事实也的确如此。故而看审配与袁谭书中会有这样几句话。“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将军斩衰居庐，而将军斋于垩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由袁谭与袁尚之间礼节待遇的差别，也可见早已确立了的袁谭不被认为是袁绍之子的状况。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袁谭后来甘愿起兵去夺早已无缘的储位？我私下以为，这与袁谭手下的乃至于某些非属袁谭的谋士是脱不开干系的。
     如今说起袁谭手下的谋士，大多数人只会想起郭图辛评。而当商量立嗣之事时，“众以谭长，欲立之”。这个现象很值得探讨。如果此事仅仅是由郭辛二人挑拨，且不说这个众字在数量上无法解释，史书中想来也多会直接记载二人名字，谈不上一个众字。之所以会出现众人无视袁谭已被过继的事实而试图拥立，除了欲以此得到好处之外，似乎更可体现出众谋士对于袁绍废长立幼的不满。嫡长子继承制作为一种观念，伴随着宗法制的延续代代相传早已深入人心。不得不说，在封建社会，是需要这样一个强制性，明确性的制度来进行选择和传承，否则无论通过其他的各种形式，必然会导致兄弟之间为了欲望与利益的斗争，最终家宅不宁自相残杀。而袁绍因为自己的偏好有意扶持袁尚继位，甚至将长子过继给旁人，虽然无人敢反对——田丰不可不谓是一个范本。那些谋臣想来也对此行为早已不满于心，故而趁袁绍初丧继嗣未定之时，把袁谭为长子的旧账翻出，将原本已无资格继位的袁谭提上了名单之中，如此行为或许恰好合了郭图辛评二人的心思。
     郭辛二人作为袁谭手下的心腹谋士，与袁谭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倘若审配逢纪扶助袁尚登基，何况先前亦有蒋奇进谮言毁谤审配而“郭图，辛评亦为然”的过节。无论是为了袁谭还是为了自己考虑，他们都不能让袁尚继承此位。而袁谭被袁绍过继给旁人，心里难免也有忿忿不平之意。于是郭图、辛评巧妙的把握了这一心理，谓谭曰：“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皆是审配之所构也。”这几句话，不但将袁绍无心于袁谭的初衷剔除，更将这份责任丢到了此刻正在扶立袁尚的审配身上，如此一来，不论是为了替自己正名，还是为了争夺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亦或是出一口恶气，都迫使袁谭不得不参与这场关于继位的争夺。
     但无论是将袁谭过继也好，偏袒袁尚也罢，错与不错，都该是袁绍的决定而非审配所能左右。也因为袁谭身份已定而导致这场斗争的无正义性，在交战之时，刘表写信与袁谭，“原弃捐前忿，远思旧义”，与袁尚的书则是“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计，不亦善乎！”。乃至于直接评价袁谭为“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对两者态度迥异也可看出些究竟。而审配写与袁谭书，袁谭收到之后“登城而泣”，或许已于此时悟出了自己决定的错误和不合时宜。然而终究是“既劫于郭图，亦以兵锋累交，遂战不解。”。
     综上所言，矫诏奉尚一事，虽为审配所为，然终究不过秉袁绍素意，算不得扰乱朝纲，而袁谭起兵兄弟反目也并非因此而起，真正的源头乃是袁绍废长立幼。与其说审配忠于袁氏，倒不如说他忠于袁绍，凡是袁绍之意，无不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亦要办成，此番扶立袁尚如是，其后坚守邺城亦如是。只可惜袁氏兄弟二人眼见邺城危局仍思内斗，终究将袁绍苦心经营数十年的邺城拱手相让，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三国人口户数增长问题考释

从刘备入蜀时的人口数目九十万，到刘禅投降时人口数目九十四万，可以很轻易看出在此期间人口几乎未曾显著增长，而事实上东吴和曹魏也没好到哪儿去，人口一直是不增不减，几乎不存在自然增长的情况，我们先来看曹魏的。

《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
“（魏氏）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而曹魏当时所掌控的十二州，大致相当于东汉的司隶、冀、并、幽、兖、豫、青、徐、凉等州外加南阳、襄阳一带，而这些地方人口在东汉时是多少人呢，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的计算，“仅由上举东汉诸郡国相当区域内的人口数字，既有五百六十四万八千七百户口、三千一百三十七万一千零九十九口，且扬州之庐江郡，荆州南郡之襄阳户口数不计在内”。

户数六十六万对五百六十四万，口数四百多万对三千多万，差了多少明眼人都能看的出来。

再来看孙吴那边，《三国志·孙皓传》：
“王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孙吴的荆、扬、交、广四州，大致相当于东汉的扬州、交州、荆州等地，而“据《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荆州共有一百三十五九千三百九十四户，六百二十六万五千九百五十二口，即便减去南阳郡、南郡二地户口，大致仍有七十万八千二百七十三户，三百零七万八千七百三十口，仅此数字，就远高于孙吴图籍所载户口总数。”

这还只是光荆州一个地方的，还没算交州扬州那边，由此可见，蜀汉人口户数不怎么增长不是个例，其他两国也都彼此彼此。
（再加一条，根据 《通典》中的数据：赤乌元年，有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与平吴之后的数据对比几乎零增长，更加印证了孙吴户籍人口萧条的事实。）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战乱迭起十室九空是原因之一，吏户兵户单独分立于民籍之外也是原因之一，可这些都不是导致人口锐减的最重要原因。

其实人口户数这种东西，并不是对于全国境内所有人口的最直观统计，这些数字只代表的是国家所掌控的著籍人口，也就是上了国家的户籍，要给国家缴纳赋税的那种，但魏晋时期正好是流民四起、豪强林立的时候，这些因为战乱脱离了自己的土地的流民怎么办呢？大多数都去作为佣客，投充了那些地方豪强，做了他们的依附民，而受到这些豪强荫庇的私属佃农，自然是不需要再向国家缴纳赋税，因此也就不在国家的户口上了。

就说明面上的，曹魏有屯田民，而在曹魏后期，屯田民是可以赏赐给公卿大臣的，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只需要向私家纳租，东吴也有个类似的制度，“领兵复客制”，也是把屯田客赏赐给功臣做客，免除赋役，比如吕蒙受“赐寻阳屯田六百人”之类。

这些还只是国家法律承认的赏赐，至于国家不承认的下层人民，前去投奔豪强的就更多，以至于在司马炎刚登基的时候，不得不“诏禁募客”，灭吴之后颁布户调制，更是严格规定了各级官员能荫庇佣客的数量，这固然是一种限制，但也是国家明确承认这种行为合法的一种妥协，事实上，这个法令并没有太大作用，这种作为封建依附者的客仍然在大量发展。

所以，对于这种大量底层人民都投充豪强大族门下为其雇佣的社会现状，最终导致国家掌握的编户齐民越来越少，而户籍以外的依附民越来越多，因此各国户籍上的人口户数，包括能够收取的赋税也是只见减少不见增加，出现如同蜀汉户籍人口几乎数年不见明显增长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袁绍政权中的河北世族

袁绍因其四世三公的出身，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难免与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帐下荀谌为颍川荀氏，郭图为颍川郭氏等，而自从其接替韩馥定都邺城后，理所当然的也必定会和河北本土世族有所拉拢与接触。

袁绍集团中最主要的河北士人（也即是入冀州后辟举招纳的人才）主要有田丰、沮授、审配三位，而所谓的世家大族，一般指的都是魏晋时期的上层阶级，那么田丰沮授和审配这三位究竟是不是世家大族的子弟呢？

先看田丰，《先贤行状》记载：
“天姿朅杰，权略多奇，少丧亲，居丧尽哀，日月虽过，笑不至矧。博览多识，名重州党。”

居丧尽哀这种以孝彰显名望的情况，在东汉末年十分常见，士人都喜欢这么干，袁绍也曾居丧六年以博声望，而“名重州党”更是说明田丰在州郡乡里都有很高的声望，在那个盛行乡党清议的年代，这种名声绝不是一个寒门抑或是次等世族所能轻易取得的。

而再往后看，“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侍御史”，走的仍旧是士人辟举的老路，袁绍入冀州之后，更是“卑辞厚币以招致丰”，试问如果不是田丰身为名士声名远扬，袁绍犯得着这么费心费力的拉拢么？

因此，从以上记载来看，田丰出身河北世族高门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沮授的记载相对田丰较少一些，《献帝纪》中只说他：“少有大志，多权略，仕州别驾，举茂才”，后来又被韩馥召入幕府，为其别驾，总的来说，仍旧属于士人之列，别的方面等找到相关资料再补充。

最后说审配，这也是相关资料记载较多的一位。

《太尉陈球碑》的碑文上记载：“故吏阴安审配正南三百”，说明他是东汉名臣陈球的门生故吏，而袁绍领冀州之后，更是“委以腹心之任”，除此之外，还有个更硬的证据证明他绝对是当地的豪强，虽然这不是什么多光彩的证据。

曹操攻下邺城以后，曾经颁布过户调制的法令，《魏书》记载法令内容如下：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袁氏之治也，使豪强贪恣，亲戚兼并………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

所谓“藏匿”，其实就是魏晋时期十分典型的招纳流民，隐匿户口，让失去土地的平民乃至“罪人”为其劳作，这是世家大族重要的经济来源。

而《三国志·王修传》的记载也应证了这一点。
“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蓄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

可见审配作为冀州的豪强地主，其家财蓄集到了怎样的程度，以至于成了曹操破邺后抄家的典型代表。

综上所述，田丰和审配都是河北本地的世族子弟，沮授目前虽然没有找到明显的证据，但根据其被征辟的道路，应当也属士人之列，事实上，袁绍政权内部各种方针的不明确与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各个地域集团的利益矛盾有关。

大赞！！！马一下~考试周结束之后再来仔细看~

233333我也是考试周刚结束，这些有的是我17年写的，有的还是几年前的存档了（话说楼主留言功能怎么一直加载不出来......）

先mark，最近正好也在看这些.......《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波峰与波谷》对比看

初二的时候突然巨闲，就从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何兹全一直看到田余庆、阎步克、仇鹿鸣....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唐长孺老先生！特别喜欢这种巨严谨的治学态度，无懈可击的理论分析...田先生用政治史的方法，切入展开，又明确一条与皇权关系的线，“变态-回归”的史观也是给东晋史研究带来了创新。emm阎步克先生不是很熟悉最近才看他著的另一本书...以前都比较喜欢看吴简，抱着八卦的心态和有着充足的时间...现在九科突然变忙所以一秒投向制度史的怀抱23333

我也特别爱唐长孺先生！！！考证特别详实绵密，其实一开始我看田余庆先生的《探微》和《门阀政治》是叹服于他的脑洞的，不过后来他的《论轮台诏》不是被北大的辛德勇教授商榷了么233333，阎步克我也打算看他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怎奈这本书实体太难买....

话说我最近刚看完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如果喜欢制度史的话，强烈安利！！！以及除了国内的学者，国外研究魏晋制度也有不少著作，尤其推荐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

已经做了记录，回头找来看看！很赞，加油(๑•̀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