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不算特别严谨的权瑜cp小论文

阅前note：依旧是lofter难民，为爱发电，抢救库存。

cp小论文题目：从《疾困与权笺》中的“至尊”称呼，试探其背后的历史语境与权瑜关系，兼论扭三吴国权力戏码的缺陷
全文内容：
一：对《三国志》中“至尊”一词在背后的历史语境分析、
二：孙权与周瑜二人关系的试图复原、
三：对扭三吴国君臣戏的瞎鸡掰分析。
全文字数2w+
参考书（同时也推荐阅读）：
①吕思勉《三国史话》、②裴注版《三国志》、③宫崎市定《中国史》、④金文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04·三国志的世界》（这本是以吴国视角出发的三国史科普，墙裂推荐）、⑤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我只看了孙吴相关的章节，没有读完）
⑥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⑦：黎东方《细说三国》（民国时期普及书籍，不可全信）

  Part1：三国志中对孙权“至尊”这一称呼背后的具体历史语境
首先，引发我兴趣的点在于，权瑜向/权逊向同人创作中常见孙权被称呼为“至尊”，而这一称呼，在本人认知中，并不是于对君主的常见尊称。也可以说，因为“至尊”一词少见，所以它的背后也许与特殊历史语境有关，那让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看一下“至尊”一词在古典文献中的出现频率。登录古诗文网，检索“至尊”一词，让我们来选取几条距离汉末不远的几个篇章。（必需说明，我在这里做的检索工作是非常粗省的，古诗文网是一个公益网站，其中录入的文献典籍也必定不全，因此我的检索不能完全代表这个词语在古代社会中的全部使用情况。）
摘录一：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西汉） 至尊一词指代秦始皇帝
摘录二：“恭承禋祀，缊豫为纷，黼绣周张，承神至尊。”——汉武帝刘彻《天地》 *宗庙祭祀诗歌， “至尊”指代天地之神灵。
摘录三：“降至尊以训恭，送迎拜乎三寿。敬慎威仪，示民不偷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濩，盈溢天区。”——张衡（东汉）《二京赋》 *汉赋体物，虽然修饰繁夸，也没有翻译，但这句话很好理解，指的是到了春天皇帝亲自春耕的仪式，“至尊”一词实指皇帝。
摘录四：“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魏晋）此句中“至尊”泛指一般的君主。
摘录四：唐代近体诗出于合律的要求，因此常见“至尊”一词来代指皇帝。合律工整如杜甫，使用“至尊”一词最为频繁。如“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或是“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有悲往事》，“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北归》当然唐人李峤等，诗歌中也多见以“至尊”称呼皇帝、不一而足。
相隔不久的年代，往往在少见的词义上很少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里，最有参考价值的当然是东汉张衡的《二京赋》与魏晋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前者代指的是东汉历代皇帝，并无特指，而后者也代指一般的君主，没有特指。从前后相隔不远的年代中对于“至尊”一词的使用，可以看出，“至尊”并非特指某一位君主，它也可以作为君主的一般性称呼，只不过较为少用而已。作为吴国的统治者，使用这个称呼，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下面，让我们来检索《三国志》，提取关于“至尊”一词的具体语境。（ps：如同一次谈话提到两次或多次，仍按照出现一次计）
以下检索内容依照时间排序。

一：　建安十三年 208AD

背景：甘宁背叛黄祖、经周瑜等人推荐，改投孙权，献策攻黄祖
（甘）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忄乔，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於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脩，怠於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吴书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二：赤壁之战后，约公元209AD
时周瑜受使至鄱阳，肃劝追召瑜还。遂任瑜以行事，以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閤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徵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
——《吴书九 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三：建安十五年 210AD

背景：周瑜病逝，（语在鲁肃传中，又名为《疾困与权笺》）
周瑜病困，上疏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江表传载：初瑜疾困，与权笺曰："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案此笺与本传所载，意旨虽同，其辞乖异耳。】       
——《吴书九 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四：建安十八年 213AD 第一次濡须口战役
后曹公出濡须，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乃料赐手下百馀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时持。宁引白削置膝上，呵谓之曰："卿见知於至尊，孰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碗。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宁益贵重，增兵二千人。【江表传曰："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权率众七万应之，使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
——《吴书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五：建安二十年 215AD  吕蒙诱降零陵太守郝普时
顾谓玄之曰：“郝子太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为孙规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亲见也。彼方首尾倒悬，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今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吴书九 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六：建安二十年八月 215AD孙权征合肥败北
　　二十年，从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中兵拒击，得盛所失。【江表传曰：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於津北，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吴书十五 贺全吕周锺离传第十五》
七：建安二十四年 219AD  吕蒙征南郡（吕蒙与孙权、陆逊对话 共两处）
1：后吕蒙当袭南郡，权欲令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蒙说权曰："若至尊以征虏（孙皎—孙权堂兄弟）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於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禽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
——《吴书六 宗室传第六》
2：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於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於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车右部督代蒙。                                     ——《吴书十三陆逊传第十三》
八：黄武元年 222AD
背景：夷陵之战、陆逊上疏孙权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吴书十三 陆逊传第十三》

九：黄武初年 （具体时间不详）吴蜀二次联盟蜜月期的故事

背景：孙权晋升吴王，官制改革，任用诸葛恪为掌管军粮的节度官，诸葛亮认为诸葛恪为人性疏（粗心），不适合任此职，给陆逊写信，让他转告孙权，后孙权果然改任诸葛恪。
　江表传曰：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
——《吴书十九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十：时间不详 应在建安二十五年（吕蒙病逝前）

背景：甘宁、吕蒙之间爆发冲突，以至于吕蒙要射箭杀死甘宁的地步。吕蒙母亲光着脚劝谏吕蒙，劝之以大义，让吕蒙不要杀害甘宁，后二人和好，结为好友。
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后宁赍礼礼蒙母，临当与升堂，乃出厨下儿还宁。宁许蒙不杀。斯须还船，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毕，敕船人更增舸缆，解衣卧船中。蒙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宁。宁闻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谏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属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杀甘宁？宁死之日，纵至尊不问，汝是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闻母言，即豁然意释，自至宁船，笑呼之曰："兴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宁涕泣歔欷曰："负卿。"与蒙俱还见母，欢宴竟日。
——《吴书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对以上共十条加以分析，我们会发现：“至尊”这一称呼，除了第九条外，仅限于吴国内部，而魏书、蜀书，则多见“孙会稽”、“孙讨虏”、“孙车骑”、“吴王”等称呼。当然，魏国、蜀国都以正统自居，自然在各自的史传中不会使用带有皇帝寓意的字眼来称呼孙权。
而见于吴书中，“至尊”一词的使用，则多见于武将上疏、或是与孙权直接交流时使用。当然文臣在上疏时可能会为了避讳而书写时而多有省略，这一点写作规范也需要注意到。
在这十条记述中，将会选取一、三、九、十这四条，分别分析每句背后的特殊历史语境。
一：建安十三年甘宁献策

关于《吴书》中，最早出现这一称呼的，竟是从黄祖处投诚的孙权，这一点我还是蛮惊讶的。孙权当时的官职和爵位完整来说应该是，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驻扎在吴但从来没有“吴侯”这一称呼，父孙坚爵位是“乌程侯”，兄孙策的爵位为“吴侯”）
二最先投诚的人，总要展现自己足够的忠心，对新主公的尊敬，因此使用“至尊”这一称呼也就不足为奇。但我想说的不止如此。试想，倘若孙权在建安十三年前未能在孙吴集团内部掌握至上的权力地位，没有超过他的父兄，这样的称呼，是断断不会出现的。
在孙权早年接任时所面临的，除了内忧（由中原战火波及而逃到江东的流亡士人不支持、山越之地未完全占据、集团内部未有君臣之分，父兄留下的老臣未必看好十七岁的孙权、江东士人阶级原本因反对孙策而遭到屠戮，未有心服，吴主传原文：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还有曹操一方对他的不看好，这里引用吕思勉先生在《三国史话》中的原文来说比较好：“至于孙氏弟兄，虽在江东手创基业，然而当时江东之地，比较上还是无关大局的。所以大家心目中还不甚觉得有这么两个人。
《三国志·张紘传》说，当孙策平定江东时，北方士大夫的信札，还是专归功于张昭的。《张传》说，孙策死时，曹操要乘机伐吴，张把他劝止了。曹操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而以为会稽东部都尉(后汉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都尉是武职，称为某部都尉的，亦分管一部分之地，有治民之权)，要令他“辅权内附”。
所谓“辅权内附”，就是运动甚而至于胁迫孙权来投降。孙策死时，北方的问题多着呢，曹操如何会想到去伐吴?这句话也是不确的。但以张为会稽东部都尉，欲令“辅权内附”，这句话却该不诬。
当时北方人心目中，看了孙权是怎样一个人，就可想而知了。曹操破了荆州，就想顺流东下，本来犯兵家之忌，贾诩曾经劝止他，而他不听，大概对于孙权，不免低估了些罢?然其所以低估之故，也是所谓资格限人，是极容易犯的错误，怪不得曹操了。”
由此可见、在即位初年，孙权的威王不可不谓是很低的，那么他是如何在这几年之间，获得威望的？
《吴主传》中，在继位后（建安五年，权初统事，18岁左右），到甘宁来降、讨伐黄祖的这一年（建安十二年，26岁左右）之间，相关的记述比较少。但是我们可以从吴书的他人传记中得知在孙权在孙吴内部推行了什么样的政策。
一：讨伐李术
此人原为孙策麾下的庐江太守，后背叛孙权投诚曹操。ps：这种背孙投曹的事件到了孙吴后期，尤其是孙权死后，频繁发生，甚至孙权堂兄弟孙辅，因对孙权政治感到不安，密通曹操，后来遭到了软禁。还有韩当之子韩综，以为父举办葬礼时，就叛逃魏国，在北方为祸，这种叛逃可以看做是对孙吴政权极大的不信任，也是曹魏政权的怀柔、策反策略收效的证明。
讨伐李术，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第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曹操选择了旁观的角色，但是战胜后，默认了孙权继任者的地位。
二：招募、提拔人才：由周瑜推荐的鲁肃、弘咨推荐的诸葛瑾、从行伍之中提拔年轻将领如吕蒙，同时任用老臣（程普、张昭等），起到了安定集团内部稳定的作用。
三：征讨山越
如上文所引吴主传中“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这里的“深险之地”，指的自然是山越所占据的，从江西南部到福建山区的原住民势力。山越身为南方少数民族，面对天降的一个新政权，不肯缴纳赋税、服兵役徭役、而且熟悉地形，具有很强的游击作战能力。因此对于孙吴来说，征服山越的过程及其漫长，开发南方的过程也极其漫长，直到孙权晚年，才告一段落。以至于我总有“每一个成功的将领都要刷山越经验包”的错觉（bushi），安稳山越，自然也是及其重要的内政问题。
四：第一次征讨黄祖
建安八年，孙权22岁，第一次征讨黄祖，已破黄祖水军，未攻克城池，而此时后方山越又开始反击，因此不得不返回。虽然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战果，但的确可算作【向外扩张】的一次尝试。直到建安十三年，征讨黄祖成功，扩张了六个县的版图，建立了新都郡。
五：拒绝曹操派人质的要求
这一事件发生在建安七年，江表传记载，孙权不愿派遣人质，而名士出身的文臣，如张昭、秦松却犹豫不决，因此只能召周瑜，与吴太妃决议（这一事件稍后会重点分析），但在此，作为地方势力的孙权，无疑表决了对曹操掌权下的中央朝廷相对独立的态度与勇气。（谁给的勇气？公瑾给的prpr）
讲通以上五点，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小结论，因为孙权即位之初，采取了正确的方略，团结集团内部、纳入新鲜力量、同时也开始了“江东集团的本土化”（借用田余庆的话），因此在没有外部实际干扰（曹操平顶河北、刘表驻守荆州时期）的情况下，抓住了发展的黄金期，建立了一定的威望，因此，建安十二年，在黄祖手下郁郁不得志的甘宁投诚时，才会使用“至尊”一词，这即是此句话的“历史语境”。
好吧，第一句话我就叨叨了这么多字，实在是不应当……

十：吕蒙母劝谏吕蒙

接下来，与此对举，让我们来看一下第十条摘录，这条出自吕蒙母亲呵斥吕蒙不要做傻事，作为一个出身寒微（吕蒙本人就出身较低，大字不识）的老妪，虽然儿子出身行伍已成为武将，但她本身应该属于普通百姓阶级，用“至尊”来称呼孙权，也差不多可以体现这一称谓的常见。
因为这吴书中并没有记载这件小事具体时间，一般意义上大家都把这件事当做对甘宁、吕蒙性格的侧写，没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只能推测这件事发生在吕蒙病逝之前（建安二十五年前）涉及的即是吴国军队私兵制下特有的矛盾冲突。这一点将会加以展开。
这里根据宫崎市定《中国史》中的论述，东汉末年，由于经济的衰弱、黄金的大量流失、党锢之祸、黄巾之乱、太平教运动等一系列波动，好的发展景气已经不在。（这个与汉末大批的涌现的、表现民生疾苦的乐府诗可以达成呼应，如《妇病行》、《东门行》，都是读来令人悲痛且心惊的乐府，再如蔡琰的《悲愤诗》，亦足以证明中原流乱、岌岌可危的灾难境遇。）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宫崎市定的论断，分析汉末经济衰退所导致的成因。“（东汉末年）货币不足致的不景气变得严重后， 货币更加被贮藏起来，结果不景气加速进展，形成恶性循环。于是布帛和谷物成为替代货币，出现了社会一变而倒退到自然经济的现象。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假人为的自然之道，是上天的拯救。因为它导致农业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为了种粮养蚕，必须开发地力，需要大规模开垦土地，不过问题是当时只能通过庄园这种形式来实现。”
（多插一句题外话，结合孙权每年赐予周瑜寒暑衣服各一百套的事迹，不难发现一个经济上的解释，货币贬值、布帛也成为了通货之一，送衣服肯定不是让周瑜一天换三套衣服吴侯府中T台轮番走秀，可能那只是孙权的个人野望，送衣服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经济补贴的意图。就是给周瑜发红包啦，此举可谓是既尊贵、又体面，养男人石锤了。）
因为经济的衰退，导致社会意识到了粮食的重要性（@欠鲁肃一囤粮的周公瑾先生），也正是因为农业重要，拥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才显得非常重要（在当时人口的重要性甚至不下于土地，有了粮食，养活人口，才可能有力量完成统一），而所谓部曲，就是世家大族招募的私兵力量，这些兵勇既可以上阵杀敌，也可以务农屯田（屯田制为曹操最早使用，后来孙权也采纳了这一政策，曾命陆逊屯田）。部曲制是三国时期的普遍现象，而孙吴集团中，将领各自拥有自己的私兵/部曲，并不是只完全听从孙权一人的号令，部曲直接效忠于各自的将领，这点与宋之后的近世制度大有不同。而东吴本就因为地方豪族势力非常大，而且又面临着山越这样难以解决的内忧，因此很难废除私兵制。
而我们在吴书传记中，也能发现父亲去世，儿子领兵，或是兄长去世，弟弟领兵这样的情况，经常表现为，“xx死，子xx嗣”，或是，“xx死，兄/弟x嗣”，“嗣”往往指的是继承父亲、兄弟的私人部曲。比如说凌统15岁丧父时即使如此。因为父亲凌操为国捐躯，因此即便凌统十分年轻，孙权也拜为别部司马，实际掌管一支军队。
得知这样的背景，那么则不难理解，在这种“大杂烩”的制度中，将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发生不合，那么便轻则发生各行其是、重则发生内讧、私斗的情况，而这也是第十条摘录的背景。
事实上我们津津乐道的三国故事中，对这一点都有所体现，我试将这类事件加以列举。
①程普一开始不服周瑜资历不深；②孙皎（孙权堂兄弟、官职为征虏将军，孙氏宗族中重要武将）与甘宁的龃龉（甘宁还专门告状，后来孙权专门写信斥责孙皎），③：凌统与甘宁的杀父之仇，④：吕蒙因小事儿与甘宁生发的矛盾，⑤：征合肥时朱然对出身寒门的周泰的不服，⑥：夷陵之战时诸将对陆逊统兵的不服。（甘辛巴你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x3）
由此可见将领出于年资、性格而不合的事故之常见。面对事故频发的军队领袖团队，其实也只能采取最柔软的方式——劝和安抚。孙权早年的确是劝和高手，什么“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不仅是为了安抚平息将领之间的矛盾，也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些各有兵马的将军，因此被评为“有勾践之奇”，不足为怪。
对于年老将领对于年轻军事领袖的不满，如程普不服周瑜，诸将不服陆逊，其实宫崎市定先生也曾做出解释，“ 一般认为在战争中不仅士兵，指挥官也是由年轻人来担任为有利。在古今战争史中，观察大战役中指挥官的年龄，可以发现获胜的将军比较年轻似乎是一个原则。”虽然宫崎市定在这句话中所论及的是汉武帝时期的所启用的年轻将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人，但是在周瑜、陆逊二人身上，无疑是验证了这番道理吧。
咳咳，跑题了，回到正题，我们刚刚探讨了私兵制产生的将领矛盾问题，因此可以理解，吕蒙与甘宁之间的矛盾是渊源有自的。但我在这里还是再用白话概括一下：
甘宁的一个厨役（推测此人也应是半奴隶性质的部曲），叛逃到吕蒙门下，吕蒙恐怕甘宁粗猛好杀，会滥杀无辜，因此没有立刻把这个厨役归还甘宁。而后甘宁准备厚礼，专门到吕蒙家中，拜见母亲（三国常见的正式社交礼仪），请求还人。吕蒙请他不要滥杀无辜，然而甘宁还是把厨役绑到桑树上，用弓箭射杀了这个厨役（ps：读到这里我都愣了，甘辛巴果然是个憨批），跑到自己船里睡大觉（这个船就类似水军寝室之类的，毕竟从前江南多水），吕蒙听了，那就很气啊，然后就很正式的击鼓传兵，要和甘宁决斗（有一说一，萌萌我爱了），甘宁知道吕蒙带兵来了，居然还躺在船里装睡，然后吕蒙母亲就光着脚跑出家门（可见很急，友情@曹孟德）劝谏吕蒙，“至尊对你如亲兄弟，你杀了甘宁，难道不愧对至尊吗？就算至尊不过问，你也是犯了法啊”（ps：所以孙权和甘宁到底是什么蜜汁关系，我真的不懂，在线问，挺急的），吕蒙醍醐灌顶，亲自与甘宁和好，亲自到甘宁船里，对他说，“甘辛巴，我妈喊你跟我回家吃饭”，然后甘宁就哭着说“我对不起你”，就跟吕蒙回家去了。
纵观三次与甘宁有关的将领冲突，最后都以对方退让为结局。固然是因为甘宁是罕见的猛将、也不可不说是孙权格外包容有关。恃宠而骄甘辛巴，不愧是你！
那么我绕这么一大堆话是为了干嘛呢，当然不是为了谴责甘宁啦。是说明私兵制下将领之间的矛盾属于非常重要的问题，反观孙权本人评价曹操时，也大力称赞他管理将领军队的才能，而且在此情况下，能够处理好将领私人间恩怨的，如周瑜、陆逊，也都能证明其为人胸襟宽大，有处世风度，有大局观，不是自矜自傲之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而私兵制的这一矛盾，待到孙权晚期的二宫之争、宗室混战、本土士人集团长久以来与孙吴的矛盾、淮泗集团的衰落、到了孙皓时期的宦官弄权、孙皓本人的精神问题，矛盾便愈演愈烈，积重难返，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覆灭。

九：吴蜀第二次同盟的外交（诸葛亮给陆逊写信一事）

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魏国、蜀国都各称自己为正统，因此魏蜀之间的同盟，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事实。因此三国之间，掌握外交主动权的实际在吴。因此吴国宫廷也常有精彩幽默的外交场面。对于领土、人口都最为弱势的蜀国而言，只有采取与吴国同盟这样一个策略，才能求生。而对于吴国而言，与魏国联合而灭蜀，自然就有唇亡齿寒的危险，因此也只有与蜀国合盟，而表面上为了情势而不得不接受曹魏代汉的事实，甚至接受“吴王”封号等。在这一点上动辄嘲讽“大魏吴王”确实大可不必，后人评价孙权有勾践的超凡忍耐力，这不是口嗨之辈能接受的（又偏题了，咳咳。）
正是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与孙权重新确立了联盟关系，才使诸葛亮给陆逊通信成为了可能。而实际上政治家之间的私交关系比小说中诸葛设八卦阵迷住陆逊要复杂的多，这种名义上是私人书信，实际上是承担特定意图的半公开的政治对话，在当时也是非常普遍的，譬如《吴书十三》所载，曹魏集团的孔融屡次给张纮写信，名义上是朋友间的劝谏，实际上却是策反张纮归降。
究其根本，这种书信的存在，是因为士人阶级崛起，垄断官僚政治，成为新的贵族力量，而且形成了散布于各个集团的私人关系网，也垄断了舆论。而在士人阶级中，名望最大、地位最高的家族，往往也是三国统治者们必须拉拢的对象。（譬如颍川荀氏、孔氏家族、以及吴地的朱张顾陆四大家族），也因为三国之中，北方士族最多，东吴居中，蜀国士族力量最少，因此实际上北方士族在全国具有最大的号召力。虽然士人效命的政府不同，但这种立场并不损害君子之交，甚至士人会形成不与政府保持一致的舆论观点，违背君主的意愿而行动。而因为他们世代积累的威望与这种士人阶级内的团结，所以即使是君主往往对他们无可奈何，譬如著名的张昭老同志长达几十年与孙权的爱恨纠葛，这一点在近世的君臣之中几乎也是无法想象的。（这一点易中天品三国最后五集有详细论述，我就不献丑啰嗦了。）
那么，诸葛亮在给陆逊的信中，称呼孙权为至尊，则是默认了孙权的地位与蜀国皇帝刘禅的地位相等的这一事实，这往往是历来自诩正统清高的道德家所不能接受的，在这里就能体现诸葛亮顾全大局、求事务的高明，其实也体现了孙权对吴蜀联盟独有的二帝并尊的构想。（咳咳，我上次看到二帝还是嬴稷和齐湣王并称西帝东帝，对不起跑错剧组了）
因为这时孙权已在国内改年号为“黄武”，虽对外仍旧坚持“建安”年号，但实质上已具有了皇帝的权力，易中天品三国比喻为“把黄袍当里子”。（诡异的是，当曹魏、蜀汉都已经放弃建安这一旧时代年号时，从出土文物中，甚至还能发现东吴对外使用“建安”这一汉朝的年号。最后延续东汉命运的竟然是孙吴）
在公元224年，邓芝出使吴国时，孙权就对邓芝说过“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然而邓芝义正辞严地否决了。当然孙权的“并尊”说，是极具乐观色彩的。我推测一下，大概就只有这样三种可能，或许是他认为自己超长待机铁定能熬死曹丕？而他本人确实是不怎么怕曹丕的。据《诸葛瑾传》中记载的孙权对曹魏三世的评价：“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於御将，自古少有。丕之於操，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ps曹丕这时候距离下线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了），在《吴书八·薛琮传》的裴注中，还记载了孙权群臣打趣自己一定会比曹丕先死的场景（你权也有从容戏xxx，xswl）：“初，魏文帝即位，权尝从容问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诸卿以为如何？"群臣未对，泽曰："不及十年，丕其没矣，大王勿忧也。"权曰："何以知之？"泽曰："以字言之，不十为丕，此其数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计孙权年大文帝五岁，其为长幼也微矣。 ”。也许是他出于两国国力对比，若能灭魏，那么两家实力对比，吴国国力也固然强于蜀国，自然有余力可以一举消灭之？或者他的意识真的超越当时的时代，觉得做不做统一帝王真的无所谓？总之是不得而知了。

通过分析以上三条摘录背后各自的历史语境，我们大概可以对在赤乌元年吕壹事件之前（ps对于吕壹事件特务统治的性质，吕思勉先生在《三国史话》中也有非常精准的论述，在这就不多讲了）东吴政权面对的内部危机，以及孙权的政策，大致有所了解。他所推行的政策，无外乎，在军队高阶将领之间，安抚怀柔，真心相待；在山越问题上，和曹魏采取的民族策略也差不多，征服山越、转化为军队；在外交上积极利用主动权，与蜀结盟，同时表面称臣，换取曹魏对东吴独立地位的默认，合时而出，军不妄动。尽管这些政策都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正确的政策却不能确保解决所有矛盾，更何况在经济推行的汉末三国，士族贵族化崛起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后来也逐渐酝酿为更大的问题，构成君主的挑战，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讲到这里，似乎还是再说孙权本人，还未论及周瑜。
那么孙权早年的这些政策，自然与一批贤臣、尤其是周瑜的辅佐密不可分的，下面结合建安十三年周瑜临终时所写的《疾困与权笺》，从周瑜在建安五年——建安十二年的事迹中分析他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权瑜之间的关系。

 Part2：结合历史语境，分析《疾困与权笺》背后的权瑜关系
但不可避免的，我们还是遇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吴书九周瑜传中，自建安五年孙策薨至建安十二年间的记述寥寥可数。这一是因为，陈寿编修史书时使用“互现”法，关于传主的零碎事迹，往往不在本传中记述，而放在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的传记中。二是因为，早年事迹的确模糊不清，譬如西晋时二陆本想编写《吴志》，但遗憾的是最终卷入八王之乱，编修吴志并没有成功。（但我们去读陆机的《辩亡论》，还是可以看到他作为江东遗族，对东吴三世而亡的可靠分析。）因此三国距今，实有大量史料没不可考。即使是在后来裴松之在做注时引用的《江表传》、《吴录》、《献帝春秋》等书，以今人眼光来考量，可信度也不能等而视之。
因此，我们只能从《鲁肃传》、《甘宁传》、《吴主传》、《程普传》等书写中，探寻周瑜在孙权继位头八年的行迹。

一：执礼定分、驻扎吴地辅佐孙权长达七年（建安五年至十一年）之久

孙策薨逝时的背景，上文已有分析，不再赘述，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周瑜在即位之初的七年里，首先做了些什么。
“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吴书二·吴主传》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周瑜作为淮泗集团武将的代表，与文臣代表张昭，一起选择了支持尚属稚嫩的孙权。在这里不仅仅是遵守孙策遗命而效忠孙权，也有不可忽视的另一种原因，就是周瑜发现了孙权具有人主之谋略，而选择效忠，并且后期二者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七年之久！具体日常请各位太太动笔！请！）
对此，能够找到的证据有两条。
最直接的证据出自《鲁肃传》，鲁肃作为流亡士族，旅居江东，与周瑜有交，孙策未及启用鲁肃便去世，这时如上文所说，江东环境是，“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鲁肃听从好友刘子扬的建议，想要回家迎接母亲，改投奔郑宝。周瑜得知此事，先行一步，迎接鲁肃母亲到吴，又劝说鲁肃道，“（原文）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
周瑜话中之义理一共有这样三条：
①：曾经马援对汉光武帝说过，当今之世，不仅君王会挑选臣子，臣子同样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君王，（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即是典例），言下之意是鲁子敬应该挑选好的君主而效忠，而孙权就是这样的君主。
②：更何况按照东汉流行的谶纬学说的说法，取代汉朝刘氏政权的君主，应该出自于江南，言下之意就是孙权啦。
③：孙权有身为人主的能力，而且现在正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才报效驰骛、博取功名的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这里，第二则出自汉末谶纬之说，当今的人可以认为是无稽之谈，但在汉末之人来看，通过命运占卜来判断投靠何人门下，恐怕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其余两则，实际上都谈到了作为主君的孙权所具备的才干，以此说服鲁肃。而汉末三国时期，士大夫不事庸主，几乎成了铁则。（例如策、瑜、素等人都是从袁术门下离开，张昭不事徐州牧陶谦，还有荀彧拉着郭嘉一起投曹等等等等），若周瑜不能够认可孙权的才能，则无可能留在江东，更无可能以此为理由说服鲁肃。
第二条证据出自蒋干劝说周瑜。语出《吴书九·周瑜传》，原文如下：“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幹往见瑜。……瑜请幹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幹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讬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终无所言。幹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在这里，需要注意周瑜一开始作为孙吴集团的军事统帅，年少有美才，又身为高门士族之后，祖上历任太尉，具有比较大的名望，才导致曹操一开始不惜派蒋干来撬墙角。蒋干说服周瑜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史书无载，或者没有记录，或者是先声夺人周公瑾又开始抢话了，总之我们可以看周瑜此时的所作所为：
①：展示军阵以示军事实力
②：展示孙权赐予的服饰珍玩，以示孙权对自己的待遇极好（孙仲谋送的几百套高定这时候派上用场了prpr）
③：最后以理服人，认为他与孙权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就是亲兄弟一般，况且自己提出的所有主张，孙权都能采纳任用，不可不谓极大的信任与重视，并表示即使著名嘴炮如苏秦张仪郦食其等都复活，自己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东吴罗茱情，磕到了没）
而这件事情的结果呢，自然是蒋干没有完成使命，但回到中原，依旧大肆称赞周瑜的坚定志节，而且一向鄙视南人的中原士族，也因此事而赞赏周瑜品行。由上文可知，三国时期士人有独立的舆论网络，不完全以君主意见为是。
回到周瑜拒绝蒋干的作为中，不难看到，权瑜二人之间超乎寻常的信任感，是周瑜坚持立场的根本原因。这里与上一条中劝留鲁肃的理由不同，上一条重点是孙权本人具有领导者的才能。
虽然蒋干来劝说周瑜一事没有明确时间，但按照一般意见，都认为此事在赤壁（建安十三年）之前。赤壁之战后，曹操也的确不可能再会招降周瑜，如果再加一个时间限制，那此事可能发生在曹操平顶河北诸袁之后（建安十年,210AD），因为在此之前曹魏头号事物在河北，没有余力注意东吴的发展，以安抚、联姻为主。
从这两个事件中，周瑜展现出了对孙权作为君主才能的肯定、以及对孙权极大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虽然也常见于孙权与其他人（如与顾雍、诸葛瑾），但是与周瑜之间的信赖关系无疑更近一层，下文将会通过建安七年的拒质任子事件说明。

二：驻吴主事期间，作为淮泗集团的代表人物、团结集团其他将领

上文关于私兵制中将领不合的隐患已经说明，不再赘述，这里单纯分析周瑜处理与程普之间矛盾的高明之处。
易中天在品三国里就有论及，周瑜是淮泗集团的代表人物，程普因为自恃资历深厚，为三世老臣，功勋卓著，对周瑜颇有不满。这个故事我们也都很熟悉，那么为什么淮泗集团的代表人物不是资历最老、功勋最重，时人尊称为“程公”的程普（对比一下时人也称张昭为“张公”），而是周瑜呢？是不是二人的冲突根本意义上不仅仅在年龄，还包括其他因素？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首先，在宋之前，文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野。我们知道，唐代如杨炯、陈子昂、李白、岑高等诗人都有驰骋疆场的雄心，而三国时期，人们认知中的文臣也大多上过战场，如吴国的诸葛瑾、张昭，都曾经有领兵记录。在《吴书八·严畯传》中，还特别记述了严畯因不会统军而反复谦让武职，孙权让他骑马，结果严畯从马上直接摔下来的事情。时人都称赞严畯有谦虚的美德，实际上也反映了文武未有严格分野的史实。如果将这一点与汉末以来士族化的趋势相结合，我们便能得知，在诸将之中，若是出身名门望族，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儒将，便比一般的武人具有更高的地位。
而三国时期的将领大多是或倾慕士人文化，对士人以礼相待的（比如张飞），或是手不释卷、学习儒学诸子的，（关羽好春秋、甘宁好诸子、吕蒙好易等不一而足），语文课本中的《孙权劝学》体现的就是这一时代风尚。
而周瑜身为儒将，（在这里儒将专指接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将领，不是不上战场，决胜千里之外的那种，因为在攻打南郡时，《吴书九》记述道，“瑜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肋，疮甚，便还。” 擽陈二字，按照字典解释，应为“攻击军阵”，因此可以判定周瑜是上战场厮杀的。）同时还具有非常高的个人才华与儒士教养，“曲有误周郎顾”即可证明。
结合上文曹操早在赤壁之战前对周瑜的暗中拉拢，我们能够得知，因为士族威望、个人才华，因此资历不如程普的周瑜才能担任淮泗集团军的头面人物，因此最初程普才会与周瑜之间存在龃龉，而最后也同样因为周瑜的风度而与之和好如初。这里更能展现出周瑜的一代儒将风度。（苏轼的“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诚不我欺，今天也在为浪漫的周公瑾流泪）
可以得出结论，因为周瑜在早期处理好了与程普将军之间的矛盾，团结了淮泗集团军内部，接下来才会有建安十一年带领孙瑜（孙权堂兄）征讨两个重镇、击退黄祖部将的复出，才会在建安十三年为前部大都，征讨江夏黄祖的复出举措。
在这一点上，孙权、以及周瑜对待内部矛盾，都采取了安抚团结的策略，抓住了最难得的黄金发展期，可以说是非常英明的。

三：建安七年拒质任子事件的分析

拒质任子，就是建安七年，曹操有控制孙吴之心而力不足时而使出的计策，事实上这是曹操非常老辣的手段，孙权在和陆逊交流评价曹操时，充分肯定了曹操的能力，只对这一点颇为忌恨，“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正是曹操先与孙策联姻、借机安插密探，使宗室内部充满了危险，后又在建安七年下令派遣人质，才惹得孙权如此头大。譬如建安十三年陈琳以荀彧名义而写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也可以佐证曹操在孙吴内部安插监事之人这一政策的存在、甚至颇有成效。是以，孙权后来坚决不配合曹丕把孙登派往魏国的要求，还骗笔友要给孙登娶曹氏的女儿，用政治婚姻的空头许诺骗得曹二丕先生好惨，不仅如此，还学着曹操的计谋把小妹嫁给刘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起，在孙二皮脸先生这里不存在的（。）
还有就是我们需要探讨当时派的人质可能是谁。一般来说，都应该是君主的儿子，然而建安七年，孙登可能还只是他妈妈身体里游走的一个蛋白质分子，连卵细胞还没发育呢，所以在这里派遣的人质理应是孙策、孙权的弟弟，孙坚五子中的孙翊、孙匡、孙朗（庶出）三人之一。
而在曹操安抚孙策时，又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孙匡，因此如果要委派人质，孙匡自然是不二的选择。而在吴太妃所生四子中，孙匡年纪最轻，最好控制，故而也最合适。而孙翊、孙匡二人后来都在二十岁左右逝世（孙翊之死是因为他被想要叛逃的妫览所杀，此人杀了孙翊，还霸占了孙翊妻子徐氏，徐氏应与孙权第一任妇人同样出自孙坚之妹婿家，故事非常凄惨，就不多说了。）
那么回到建安七年，在曹操一开始下令派遣人质时，张昭、秦松为首的文臣态度模糊，因为这还可能是家事，无法明确表态。而孙权虽持反对意见，不愿让幼弟为人质，却没有足够亲近又兼具影响力的人来支持他的决策。
于是他怎么办呢？他喊来了周瑜（这操作闪死我了），到吴太妃面前共同商议。（建安七年，据吴主传、后妃传记载，也就是吴太妃薨逝的当年。）
召周瑜一同拜访母亲这件事为什么格外闪瞎呢？有这样几种可能。
一是孙权认为，周以是可以到家里商量具体家事的人，这份关系紧跟着就有吴太妃的证明，“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自也，汝其兄事之。”这句话其实是将孙策、周瑜之间的义兄弟关系进一步推延到了周瑜与孙权身上。（权妹妹出嫁的既视感）
二是孙权在召周瑜前就有足够的确信，周瑜会和自己持相同意见，因此在众臣模棱两可时直接喊周瑜到府中见母亲表态。（扭三台词上线，“儿不用召他，儿料定，周公瑾正在星夜兼程地赶回来，他到此后，就连他要对我说些什么，儿也大致知道。”）
最后闪的还有周瑜借情势分析，不必送人质入许时又大夸孙权一通啦，什么“今将军承父兄馀资，六郡之衆，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煑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之类的话，一套一套的。（在？为什么要把狗骗进吴书九里来杀？）
但这件事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周瑜在对待曹魏政权上表达的独立态度。这一态度符合他对孙吴日后发展道路的规划，而且周瑜早已有相信孙氏代汉的想法，“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这一点吕思勉《三国史话》也有论及。毕竟古人的正统观不可一概而论，更何况乱世向来滋生的就大多是野心家之辈。
吴书九载有周瑜的这一规划，“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孙瑜的官职为奋威将军）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戚操，北方可图也。”
用白话来说，周瑜打算趁着曹操赤壁大败的休整期，和孙瑜一起攻占益州，兼并张鲁的汉中太平教势力，然后与北方马超结盟，共同夹击曹魏。这样便可以二分天下。
因此可以想见，周瑜从一开始就对刘备抱有戒备，谨防他得到地盘，扩张自己的实力，因此希望孙权软禁刘备，用声色犬马来软化他的斗志，屡败屡战、愈挫愈勇如刘备，自然是世之枭雄，非池中之物。然而因为孙权没有看到这一点，某种意义上才形成了吴蜀联盟、三家鼎立之势。孙权不软禁刘备的理由和把小妹嫁给刘备的意图完全不同，这点在演义中就完全混淆起来了，还当做什么“美人计”，真的是很愚蠢啊（。）
而回过头来看周瑜的这一主张，虽有可行性，但是太过操切，而且更因为建安十三年巴丘陨命，因此这一“二分天下”的政策再也无法实现了。而与之相比，后来孙权采纳了更为稳妥的鲁肃“三分天下”的策略。但不管操切与否，至少“二分天下”的规划，都体现了周瑜的进取精神，甚至一种理想主义吧。

四：举荐重要人物鲁肃与甘宁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鲁肃和甘宁，实际上都是周瑜所推举的，当然我只找到周瑜推举的这两个人，庞统不在其列。在《蜀书七·庞统法正传》中，只记载庞统在周瑜死后送丧回吴，因此吴地人多知晓这位名士。演义的说法不足为信。庞统在当时，身为“南州士之冠冕”，也就是南方士人之精神/名誉领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庞统履行士族交往的规矩而为同样出身士族的周瑜而送丧，自然也是讲得通的。若统计不全，欢迎各位同好补充。其他重要文士，如诸葛瑾是由弘咨推举的，还有很多人是张昭推举的，暂且不论。
因为鲁肃事，吴书九中的表述更加详略，所以只论推举鲁肃一事。周瑜所推举的鲁肃，为人同样非常豪迈，并非演义中唯唯诺诺腐儒之流。
我至今记得魏晋小说中有一篇叫《鲁子敬墓》的，讲的是东晋时期世家大族王伯阳，占了鲁肃的墓而安葬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正是东晋郗鉴的侄女），几年后，鲁肃的鬼魂乘坐贵族的肩舆，待着数百侍从，公然来找王伯阳算账，呵斥他你算老几这样之类的。当然这篇志怪借鲁肃鬼魂反映的不过是东晋时期南渡的中原士族王氏与江东本土士族的矛盾，但是如果鲁肃给当时人留下的不是这样豪迈的印象，恐怕晋人志怪小说也不会把鬼魂设置到他头上。
咳咳，又偏离主题了。周瑜举荐鲁肃，但是二人在孙吴的发展规划中，却有较大的分歧。周瑜是“二分天下”的主倡者，而鲁肃是“三分天下”（曹操孙权与刘表）的最早谋划者，而二人都是股肱之臣。
二分与三分不同之处在于：周瑜的二分说主张独自扩张势力、谋取益州，而当时的荆州南方有大面积国土仍然是未开发的，经济非常落后。而益州不同，“天府之国”嘛，如果能够得到益州，南方已定，那么就可以和曹魏一势均力敌了。而三分说则少了很多理想主义色彩，更加切实。赤壁虽胜，但魏、吴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仍然是悬殊的，比例大致相当于3:1。因此单独对抗曹魏过于危险。鲁肃起初规划的是谋取益州、与荆州刘表（也有人认为是益州刘璋）和曹操共同组成天下大势，三分未必联盟，鲁肃榻上策中有无和刘表刘璋结盟的意思，各说纷纭，未有定论。（其实二分或三分也都是史学家所提的称呼，都是指代的战略名称，本身不等于战略目标）在建安十三年刘表去世后，鲁肃很快找到了新的盟友，那就是与刘备一起共同抗曹。这两条计策，也许在后人看来，能够很轻易地辨析可行与否，然而要求时人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可能的。而被周瑜认为是东吴第二次黄金发展期的赤壁之胜后的几年，最终也随着周瑜殒命、刘备集团的蓬勃发展而告终。
再回到当时。对于孙权来说，二分与三分如何选择，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孙权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再一次闪瞎的操作）
尽管孙权在一开始会见鲁肃时就很赞许他提出的规划，但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胜后，对周瑜攻取西部（益州）的计划仍然表现出一贯的支持（言听计从孙仲谋再次上线），只是出于共同对抗曹操的需要，不愿意软禁刘备。（当时刘备正在京地拜见孙权，而演义中把这次会面写成头一次会面，而且安排了孙权嫁小妹的情节，需要注意这里史实与虚构的不同）。而在周瑜的计划中，软禁刘备只是他扫清攻打益州的道路上的隐患，因为刘备的发展战略中也是必须攻取益州的。
也正因为这是孙权头一次没有同意周瑜的意见，因此周瑜特意回到了京（如今江苏镇江），特地重新睡服说服孙权，这次权瑜相商的结果，则是孙权重新赞成了周瑜的主张，于是周瑜又重新回到江陵，穿上战袍，向西出征，只可惜天不假年，在巴丘病逝。
去年我写了一篇短小的绝句，在此贴出，谨寄托一下对周公瑾的哀思（我在心里哭得好大声）：
锦官山河在，不见英雄行。
吴中弦尽废，何堪拂误情。
而周瑜在《疾困与权笺》中使用的“至尊”一词，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他推举鲁肃继任，无疑是在生命的最后也体现了不以政见不同而生私怨和嫌隙的儒将风度，以及最后对孙权的殷殷希望。
小结：
通过以上四点，可以大体回顾周瑜在赤壁之战前对孙权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周瑜的独一无二，他才会对才干不亚于周瑜的陆逊抱以厚望，“邈焉难继君今继之”，才会在周胤（周瑜次子）犯法剥爵，面对诸葛瑾、步骘两位仁厚君子的求情时，说“孤于公瑾，义犹二君”，才会在全琮推举周瑜之侄周护领兵时，感慨周瑜家人不及他远矣，“孤念公瑾，岂有已乎！”才会在表面上顺从曹丕，称欲为太子孙登娶曹氏女儿的时候，实际上在黄武四年，为孙登娶了周瑜的女儿，还让汉末大儒郑玄之徒、江东士人程秉作婚礼的主婚人（要知道孙权用这个借口吊了曹丕多少年啊prprpr），同时又把自己的长公主孙鲁班嫁给了周循。才会在称帝后，仍然追思去世多年的周瑜，“孤非周公瑾，不帝矣。”要知道孙权作风简朴，即使称帝也没有大封功臣，甚至连皇后都没有封。他的低调作风有陆机《辩亡论》、《吴书十六·陆凯传》对孙皓的劝谏足以证明。
关于孙鲁班，再多说一句，孙权并非只有孙鲁班、孙鲁育两个女儿，而是至少有四个女儿。四女中，孙鲁班年纪最大，乳名为大虎，守寡后又被嫁给了全琮，孙鲁班人生之传奇，大概就是江东李果儿一般的存在吧。孙权两个排行中间的女儿，生母地位都比较低，因此史无记载。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容貌姣好的滕胤，因此这位公主也被称为“滕公主”，此外另一个嫁给了士族刘篡，不过后来就去世了，是否留下子女无法考证。而小女儿名叫孙鲁育，同为步夫人之女，（小女儿乳名才会取小虎，至于中间二位公主乳名是否是中大虎、中小虎，也是横亘我心里多年的迷思，孙权不愧是华东虎和儿女名字的双重迫害者！然而后来孙休也继承了他这一点，不愧是亲生的23333，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有陈寿做注的《吴书三·三嗣主传》版本中康康孙休给他几个儿子起的名字，我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老孙家的起名天赋了，真就，一代不如一代，otz）孙鲁育初婚嫁给了士族朱据，朱据死后，又嫁给了刘纂。 
在四位女儿的婚姻中，无疑以孙鲁班的初婚为最高，这也能证明孙权对周瑜家族的重视。

 Part3：扭三吴国君臣戏的主题性缺陷

这一部分就与正史无关啦，是不负众望的嫂子权谋戏情节。18年入坑之时，神作《更漏》的坑灰还没冷，对《更漏》的嫂学情节、周瑜的美强惨褒贬不一的人都有。我当时看了《更漏》也是蛮震撼的，但幸亏本人没有cp洁癖，于是还算看得津津有味，（悄咪咪地说，本人也搞过性转嫂学），然而越回顾扭三以及《更漏》，越能发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朱苏进老师的三国剧本里的主题性缺陷，而这种缺陷，尤以对孙吴君臣的杀伤力最大（因为普通观众一开始就对东吴人物没有深刻印象）。而这种不良印象，又因为一大批知乎的低俗逻辑带史学家、无孔不入的营销号、地摊文学拥趸的不断抹黑而扩大，尤其近几年，尊刘的风潮在尊曹后重新复苏，致使吴国人物整体风评急转直下，之前就有人恶意黑进东吴人物的几个贴吧。以至于现在我看到“大魏吴王”或者“生子当如孙仲谋，合肥十万送人头”，还有“江东鼠辈”这样低劣的宣泄、歧视的话术就带史学家PTSD发作。
我不是权吹（这个世界上是否有真正的权吹都令我怀疑），然而孙权作为历史形象，与曹操或刘备相比，他身上无疑还具有非常大的前人未曾触及的故事挖掘的空间，正是这一历史形象本身经历的足够丰富，从早年形象道晚年形象转变之大，体现出极大的戏剧性，孙权这一形象所蕴藏的故事性空白，才最使我感兴趣。（我只是以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对待历史形象，并不是把他当偶像）但是悲哀的是，巨大的故事空白同样也是营销号成功洗脑的基础。
我会跳过扭三编剧朱苏进老师在魏国权谋戏的缺陷（譬如曹丕对司马懿的提防）、蜀国权谋戏的缺陷（譬如刘备对诸葛亮的后期提防），直接探讨吴国君臣戏中的主题性缺陷。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主题性缺陷，就是当剧情整体的观感并不算差、演员、配乐、布景、灯光也无可挑剔时，而是剧情走向，只符合了一个比较世俗的、也称不上高尚的逻辑时所暴露的缺陷。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看过老三国的周瑜，再看新三国，就会生出与之前印象的脱节感，这并不是演员的问题，我认为黄老师对周瑜的角色完成度是扭三中最高的之一（其他的有曹操、曹丕、司马懿等），因此才会在有批评的同时，收到更多更持久的好评。
我们惯常认为是出于演员演技的缺陷，才导致戏剧整体效果的问题，实则忽视了编剧剧本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纯粹磕历史、或者原来喜爱老三传统主题中权瑜的人觉得扭三权瑜“糖里有屎屎里有糖”的原因。
而在戏剧的诸多理论中，主题的重要性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就是批评家心中的“莎士比亚化”。当然我不是专业的批评家，我只是具有依理剖析、批评的身为观众的权利。
下面我会从扭三吴国君臣戏主题的阐述、以及应以何种眼光来对待、甚至消解这一缺陷，来试加分析。
一：扭三的主题
首先，姑且先说一下扭三主题有别于94版三国（央三）主题的地方。如果不明白这一区别和背景，很难指出扭三的主题缺陷。首先，央三的特殊性在于，它更多是在延续《演义》中的传统忠奸大义的传统主题，即历史英雄维护正统道义的故事。维护正统者才是完美的英雄形象，而对非正统的人物的评价则有或多或少的道德谴责，如鲁迅所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等评语。
正统是故事的核心主题，因此才会有强烈的尊刘、抑曹、甚至无视孙的倾向。而这一传统拥有自明清以来的悠久传播受众，百姓可以通过小说、戏曲、评书等多种形式接触三国故事，同时三国故事也满足过去人对强烈是非观的要求（礼教下是非观念的控制）。
然而，央三在延续这一传统，展现了《演义》中人物风采的同时，同样暴露了演义中已有的缺陷，如循环宿命的历史观、过于强烈的是非观等。
但扭三的主题却是现代化的。至于为什么现代，稍后再论，但若因为现代化的主题与传统主题的不同，拒斥对三国故事的重新阐释，而因此一味贬低扭三的这种现象，至少也能反映一种崇古的心理罢。扭三的主题有合理之处，但也有缺陷之处，但它的合理就是对三国故事做出了新的阐释，缺陷在于它围绕权力而展开的矛盾深度实在不高。
扭三所谓现代化的主题，即指将战争与纷争围绕权力而安排，权力是群雄纷争中获胜者的最好果实，同时又隐于故事之后，是一个抽象的、去道德的内核。而央三的主题则是传统的正义、正统观念，正统、忠勇、仁义三位一体，就体现在刘关张三人身上。在央三、演义的叙事中，观众/读者可以感受到维护正统的朴素正义感，而通过反推扭三中对曹操这一原本不具有正统性的正面角色塑造，与刘备不再像《演义》中仁义得过分，就可以推知出，正统观的隐退，现代性的增强。同时能佐证这一点的还有扭三中，孙策临终的一幕，面对哭唧唧怀疑自己的孙权，孙策脱口而出，“你是主！他们是臣！”从此孙权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有名而无实、被大都督压♂制的年弱君主，成长为名副其实，掌握所有权力的君主的任务。
在权力作为冲突内核的正戏中，许多形象都展现出了对皇权的野心，因渴望获得权力而发生冲突。同时还展示了追逐权力时人物内心的独特心理。由关注绝对道德化、高尚化的“正统”，到关注去道德化的“权力”，甚至关注了人的内心世界，这就是现代化的主题。譬如扭三中原创的曹操、曹丕父子在权力交替时的不同心境，曹操的内心借司马懿之口说出，曹丕的心境如对曹冲之死的罪责与对世子之位的渴望，以及在曹操临终时被戳穿的恐惧与得到肯定、获得权力的如释重负之感，以及七步作诗时亲情与权力所造成的的冲突等。因为参与权力游戏而不可避免犯下有违人伦常理的罪过，而产生对人的内心极大的痛苦与撕扯感，在扭三的角色塑造中，都真实存在。因此，我们作为观众，能够自然而然地与人物内心的痛苦、撕扯发生共情与联想，在这样的传播中，电视剧中的形象就具有了人之常情、充满了真实感，而非似老三国中拒绝观众以常理推知的“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冷酷。
然而这都是现代化主题的优点。上文我说了这个现代化主题是以权力的争夺游戏展开的，但由“权力”而直接取代“正义”，如果让观众体验的是追求“权力”而完全省去了对“获得权力”这一逻辑背后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反思，就是扭三剧本的主题性缺陷。
为什么要反思呢？获得权力的叙事逻辑又存在什么道德问题呢？
无论是在古装剧、正剧中，或者是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剧作中，都存在对“权力”这一严肃主题的探讨。绝对的皇权带来绝对的责任，而绝对的责任，几乎是无可避免地，会以难以承载的重荷将将权力持有者压垮,这几乎已经成了无数戏剧演绎的定律。耳熟能详者譬如电影《末代皇帝》，黑泽明导演的《乱》，戏剧如莎士比亚《亨利四世》、《麦克白》、《理查三世》等。甚至《苍穹之昴》都在慈///禧的命运中探索了这一点。如果央三可以满足观众的朴素正义感，而扭三让观众感受的是什么？只有感受追逐权力的玩家的心理密辛吗？
而扭三是怎么做的呢？朱苏进老师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野心、因不义而产生的撕扯感上非常饱满，然而这一切到了“获得权力”之后就戛然而止了。此前形象内心的一切挣扎、因挣扎而迸发出的温热鲜活的人性，都是为了获得权力。这些独特的内心体验，都是作为游戏中玩家的心态而存在的，一旦得权，形象便晋升到了另一封闭、也无法触及的领域中去了。譬如孙权得到完全的权力时所说的最后一句真心话，无疑也是在佐证这一点，“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受他们这些大都督的牵制，今日，我才可以真正做一回吴侯了。”（具体可能有差，我凭记忆敲的。）还有张博老师在配音（应该是配孙权在鲁肃坟头的独白，也是他最后几句台词）的时候，就感慨道，“我配完这一句，就感觉这个人（扭三权）疯了，彻底疯了。”也能佐证这一点。
同时，扭三也延续了《演义》故事一脉相承的对民间视角的漠视。对于英雄叙事的一味夸美，不展现生民疾苦，也会有损故事的真实性。如曹操短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如蔡琰《悲愤诗》中“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当然这似乎又触及了媒介不同而产生的分歧。时人诗歌自然是现实主义文学，后人的民间故事只能是符合流行观念的虚构故事，媒介不同、受众不同、因此强行要求三国故事引入现实感好像也就变成了挑剔，但在更大的、对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考量上，现实感自然是最重要的。如果这里参照刘和平老师的作品，就大有不同。

二：东吴戏份中重猜忌的孙权人设为何不合理
第n次回到正题。乍一看，扭三补充了央三中东吴戏份的空白，甚至一开始着力塑造孙权“早慧”的特点，企图表现孙权由“早慧”到一代吴主的成长历程。
但是早慧真的能和成年后孙权为了获得权力、保住地位而生出的浓厚猜忌心挂钩吗？显然并不能啊！如果我们单纯看幼年孙权，只能看出这崽机灵、识大体、懂事，类似欣赏别人家可爱小朋友的感觉，如果但看成年之后的戏份，八成只能觉得这家伙是彻头彻尾的渣男。
但看成年后的表现，以常理来看，一个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猜忌心，尤其是对实际上与自己关系亲近之人（扭三周瑜、吕蒙、陆逊等）表面容忍，实则猜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受过什么伤害，出于保护机制，菜对他人充满不信赖感。那扭三有表现出孙权受过什么创伤吗？没有啊！父亲去世，他还能喝止兄长，“哥，你冷静一点，你不要在追了”，兄长去世，也就是“我才十八岁”地梨花带雨一番，就转入了少主角色，在剧情中甚至都没有安排孙权悲伤的空当，怎么能看出这崽受过创伤呢？
关于陈寿对孙权“性多嫌忌，果於杀戮”的评价确实存在，只不过不能断章取义啊！陈寿的评价连起来叫做，“性多嫌忌，果於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这个评语后面还举了例子，就是二宫之争、废处孙和、赐死孙霸中可以佐证他性格中具有很大的阴暗面。可是这个例子，可是发生在他六十岁之后啊，老年心境的转变固然是非常好的探索方向，但是忽视不同的年龄段而移花接木，又怎能不损害形象的完整性呢？而且扭三的戏份中完全没有演到二宫之争、暨艳案、吕壹案等事件发生的时刻啊（。）
最后，是这种强加猜忌心人设在年轻时期的孙权身上，对戏中的周瑜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是人物之间的互动缺失。扭三权瑜二者关系中，孙权因猜忌心、兼之更高的身份而在二人关系中占据了主导一面，而周瑜则出于二人关系中被动一面，对孙权的猜忌是知情但伤心，更无可奈何，顶多能踉跄两次，回家置气，并向忠犬无辜吕子明发泄怨气（好像有哪里不对），还死撑面子，“我恨的是那诸葛亮！”（咳咳，小两口吵架不要甩锅他国靴靴）
这种在周瑜则是失望伤心的猜忌，正赋予了形象“美强惨”集于一身的特点，而这正好符合流行审美，而且在权瑜关系中的被动也赋予了一种“无辜”的意味，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原本三国故事中周瑜不合常理的“气量狭窄”这一缺点。而无辜的人，我们往往是会理解他的无辜无奈，到别人身上找原因，于是渣权的名气便尘嚣日上啦。
这也就是两位演员老师会争执“东吴姓孙还是姓周”的背景了不是，如果按照扭三瑜的人物逻辑，那就是无辜，而按照扭三权的逻辑，那就是必须有猜忌。然而这都是因为剧本的问题啊（。）【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但扭三毕竟还是三国，无论黄老师如何主张要说“非瑜背诺，天不假年”，导演还是要求他最后一句话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表现了扭三剧本的局促，一方面为了孙权成长为一个合格君主，就必须使周瑜无辜、美强惨；另一方面又不能跳出瑜亮相争的情节，展现一个属于周瑜的完整内心世界。而无辜跟妒才，这相差甚远的两点，也缺乏必要的情节联系。因此不得不说，扭三剧本在赋予周瑜新的形象特点时，又没有处理好周瑜这一艺术形象以往的矛盾和情节，不可不谓遗憾。
最后再多讲几句。
扭三的主题缺陷虽然有，但是通过同人创作，却是可以消解的。因为关于扭三的同人创作，大多是以理想化的视角、以构筑一种浪漫理想平等的爱恋关系，或者在此框架之下的一些理想化虐恋为目的的。创作者通过“凝视”权瑜二人的关系，来对男性角色进行非功利色彩的审美，无疑是同人的快乐与应有之义。甚至有改变僵硬的社会性别文化的功用。（这一理论来自于《文本盗猎者》）
甚至因此而产生的权瑜向嫂子文学，也需要注意到它本身也是对边缘情感的一种探索，也有存在的价值，让我们带入边缘化情感的私密空间。只需注意它是扭三的同人，不必上升到历史人物身上既可，毕竟没有史料能佐证他们的本真性格如扭三人设一致啊。
So，我的话终于说完了，三天完成小论文，耗费了两杯奶茶，四瓶可乐，两包凤爪（我胖了呜呜呜），三天熬夜，无数个小时在办公室里打字，找史料、翻理论累到我的眼睛和腰板通通放弃治疗（。）
总之希望大家多给我一些评论！参考文献会打包放在云盘，对东吴历史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问我要地址！

“可以看出，‘至尊’并非特指某一位君主，它也可以作为君主的一般性称呼，只不过较为少用而已。作为吴国的统治者，使用这个称呼，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竟然一直没有去探究“至尊”一词的语境，只道是江东诸臣道此罢了。甘宁初来投奔江东时为孙权献计，就说的是“至尊”，我当时还跟我亲友说“怎么可能，至尊一词太僭越了……”（我面壁）故我的文中，把几乎所有的“至尊”都改为了“主公”，我个人也是非常偏爱“主公”一词的（叉出去）
结合GN分析的几个历史语境，我大概明白“至尊”所在的语境了，因此，甘宁初来投奔时，叫“至尊”也未尝不失为一种讨好。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三国志》当中会有一些相互龃龉的地方，比如孙刘联盟，谁是最大的功臣？《蜀书》道诸葛亮，《吴书》谓鲁肃；裴松之作注时说，当为鲁肃也。所以，是不是“至尊”在江东前期，并不是所有部属称呼孙权的词，而只是个别对孙权非常服气的部下这么叫；等到后来孙权一步步建立起威望的时候，大家才都称其为“至尊”了。史书记载毕竟是后来之事了，因此史书中的一些对话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些传说，不能全部采信？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GN的其他几个部分还没仔细看！lof最近风声真的很紧很紧啊太吓人了QAQ私心希望lof不要凉哇……

是的是的！我之所以从【至尊】这个词儿入手就是之前从未注意到它，这个词的确不常见，而现在的同人or游戏里头总是用这个词语来称呼孙权，而我也不太习惯使用，我也觉得“主公”就挺好的hhh，我也觉得跟孙权关系特殊的才会使用这个称呼，仅止于公务，关系疏远的，可能会采用正式的称呼，叫将军或者吴王之类的。你看张昭就从来不叫“至尊”hhh
还有就是孙刘联盟这个定义并不能涵盖孙权时期对外政策的全部。譬如早期鲁肃、周瑜的三分或二分，都比后期孙刘联盟来得更加宽泛。lo上也有人问我，既然鲁肃主张三分，那另一份是谁（刘备刘表还是刘璋），把我问蒙了，现在想一想其实答案也挺简单的。
早期榻上策的“三分”指涉的其实就是曹操/孙权/曹孙以外的其他势力，其中应该包括了刘表、刘璋、张鲁等其他地方势力，周瑜在赤壁之后所力主的二分就是对榻上策的改动，战略更加操切，要把剩下那三分之一也并吞（当时就是刘璋张鲁），同时抑制刘备，而鲁肃这时的战略布局已经从榻上策走到了“联刘抗曹”了，所以和周瑜有了分歧。

其实早期鲁肃是与曹操划江而治，或者是与刘表三分的。后来形势有变。只能说鲁肃在政治上，跟周瑜是一个纯军事家的眼光是不同的。而且鲁肃还挺谨慎的，难怪他能和诸葛亮成为一生的挚友，而周瑜和诸葛亮就关系平平

对啊 鲁肃在这点上比周瑜看得更远 周瑜的战略部署过于急切了，不太现实，相反鲁肃的联盟主张才是最可行的，但是公瑾命短，诚可憾矣TUT

如GN不嫌弃（雷）的话可以去看看我的文，主cp是权肃，但主要是正史向，有时候写着写着也会有一点权瑜啦！！

好的！我在lo上也看到了您的文章，写得很好（长篇我还没追完），抱住太太！